台北故宫博物院是中国着名的历史与文化艺术史博物馆。坐落在台北市基隆同北岸士林镇外双溪，始建于1962年，1965年夏落成。为中国宫殿式建筑，共4层，白墙绿瓦。院前广场耸立由6根石柱组成的牌坊，气势宏伟，整座建筑庄重典雅，富有民族特色。院内设有20余间展览室，文化瑰宝不胜枚举。院内收藏有自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国立中央博物院、沈阳故宫、热河行宫、中国青铜器之乡宝鸡运到台湾的二十四万余件文物，所藏的毛公鼎、散氏盘等商周青铜器，历代的玉器、陶瓷、古籍文献、名画碑帖等皆为稀世之珍，展馆每三个月更换一次展品。
台北建馆1965年，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现址落成新址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百岁诞辰，命名为中山博物院。台湾当局“行政院”公布了《国立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规程》，规定设置“国立故宫博物院”，改直属于“行政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由故宫博物院保管使用，将来国家统一后，迁台文物仍交回原博物院。“中央博物院”归并故宫博物院后，故宫博物院全部文物由台中运至台北中山博物院，以此作为院址，1965年11月12日正式开幕。至此，运台文物才得到一个适当的保存环境。运台文物主要为书画、铜器、瓷器、玉器、漆器、珐琅、雕刻、文具、图书、文献及其他工艺品，初为230863件，“中央博物院”并入后，增至242592件。连同整理后的档案30余万件及受赠、收购1万余件，目前共有60万件。其中，后来运往台湾2,972箱，占原南迁 台北故宫博物院平面图（点击看大图）文物箱件数的22%。 1969年，订定《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品征集办法》，在台湾展开增加藏品的行动。1967年-2008年8月期间，透过其它机关移交1,651件，受赠32,326件册，收购12,751件册，合计46,728件册。 1989年，“国立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聘请社会学者、专家四十余人组成委员小组，再次进行全院藏品文物的清点检验，至1991年5月完成。此次完成了藏品文物登录号签张贴，文物建卡照片摄照以及文物保存状况的了解。 2000年台湾地区政党轮替后，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杜正胜接任院长，以去政治化、推动本土、中华与国际兼具之多元文化观，回归艺术文化本质经营国立故宫博物院。在此政策指引下，馆藏方向朝扩大至东南亚、南太平洋文物的趋势，以呼应台湾原住民与南岛文化的传承关系。 2002年，台湾当局“行政院”通过改建案。 2006年，改建后故宫随建筑更新推出“Old is New”概念，以行销方式推广典藏。参考法国国际博物联合会影像授权办法，援用文资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制定影像授权收费规定。 2007年，台湾当局“行政院”提出修正故宫组织条例，将收藏“中国”文物改为“国内外文物”，被立法院否决。 2009年2月14日，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带团赴中国大陆访问北京故宫博物院，首度开启两岸故宫交流，而北京故宫也将在3月份访台。10月在台北故宫举办的“雍正大展”，将成为两岸故宫合作的试金石。 2009年3月1日，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率团抵达台北，他们此行将专程访问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也是对半个月前周功鑫以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身份首访北京故宫的回访。
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物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物的一部分，两院只有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故宫。两院孰优？应该说是各有千秋，但都不完整。台北故宫博物院70万件藏品堪称中国文化艺术之宝库，北京故宫博物院超过了100万件的珍藏同样无人匹敌。迁台的学者当时认为金石是最重要的，鼎是国家的象征，所以拿走了不少（2382件）青铜器；文人重视书画，书画本身也好运载，能拿的尽可能拿，共拿走了5424件。其中仅宋画即达943幅，宋元山水画系列可构成台湾故宫博物院的极品特展。中国有君子佩玉之说，故玉器也拿走不少。陶瓷只拿走了一部分，计17934件，但却集中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各瓷器陈列室与敬事房的精品，可谓名窑毕备。着名的三希堂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三希”中的“二希”，而台北藏有其中的“一希”。郭熙的《早春图》，现在台北，北京没有。北京有《清明上河图》，台北没有。龙袍，中国历代只有清王朝留下来的，当时的学者认为清朝的东西价值不大，没有拿，所以台北故宫博物院1件龙袍也没有。 三十七年（1948）秋，国共战争形势逆转，故宫和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博筹备处决定挑选文物精品运往台湾。该年年底，第一批文物箱件由海军载运驶离南京，抵达基隆。次年，第二批文物由商船，第三批箱件仍由海军载运。故宫运台文物共2,972箱，只是北平南迁箱件（13,491箱）的百分之二十二，但颇多精品。中博筹备处运台的有852箱，也多是精品。 运台图书文物，政府成立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联管处将文物迁往台中县雾峰乡北沟新建的山边库房存放，又开凿防空山洞。联管处时期，进行对文物的抽查、清点；接着从事整理编目，先后编印了多种书籍，并有小型陈列室对外开放参观。其间也曾挑选精品前往美国，先后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等五处展出，先后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等五处展出，也参加过纽约「世界博览会」。 故宫迁来台北之后，陆续扩建数次，陈列空间逐渐扩大。五十七年（1968），又将图书文献从书画组中划分出来，使典藏文物单位由原来的古物、书画两组扩编为器物、书画、图书文献三处。五十九年（1970），又在文献处之下增设图书馆。其业务略举大端：如对文物重新点检、整理，详细登录；并且与其他机构进行合作交流。如六十年起协助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增设中国艺术史组，这是台大艺术史研究所的前身。该组作育出许多艺术史研究人才，部分并在故宫任职。六十七年（1978），与国史馆合作校注《清史稿》，后由国史馆整理增订出版为《清史稿校注》。故宫也展开编辑和研究的工作，先后出版了多种期刊、专书、目录，以及书画、器物、善本古籍、清代文献等书册和裱装画轴、手卷等。故宫积极选派人员出国培训、考察，及参与国际学术性活动。主办数次国际性学术讨论会，如五十九年（1970）的「中国古画讨论会」；挑选精品出国参展，在日本大阪的「万国博览会」和韩国汉城的「中国展览会」，均大获佳评。 蒋复璁任职十七年馀，至民国七十二年（1983）因病请辞，国民党党史会主委秦孝仪接任院长。七十三年（1984），故宫新建行政大楼启用，器物、书画与图书文献三处的文物大都移至新大楼地下两层的库房存放。正馆陈列室加大，并作整体性的更新设计。库房和展览场所都建立恒温、恒 、防火、防潮、防震的措施以及二十四小时防盗的安全监控系统。七十四年（1985），故宫举办六十周年院庆，并举行学术演讲和讨论会。七十六年（1987），故宫正式成为行政院部会级的一级机关。此期间故宫接受「摩耶精舍」之捐赠，成立张大千先生纪念馆；并且营建「至善园」，八十五年（1996）新建图书文献馆落成。 民国八十年以后，故宫挑选文物出国展览。例如，是年美国华府的「探险时代的艺术」大展、八十五年至八十六年（1996－1997）美国的「中华瑰宝」巡回展览、八十七年（1998）法国巴黎的「帝国的回忆」展览。八十二年（1993），故宫开始与民间团体合作，借展西洋美术。例如，是年的「莫内及印象派画作」特展；八十四年（1995）的「罗浮宫博物馆珍藏名画」特展；八十七年（1998）的「毕卡索的世界」特展。八十八年（1999）开始，借展大陆文物。例如，是年的「三星堆传奇」特展；以及配合故宫「汉代文物大展」而商借的「马王堆汉墓」和「南越王墓」的文物展览。 八十九年（2000）五月，中央研究院院士杜正胜接任院长，以去政治化，回归艺术文化本质经营国立故宫博物院，揭橥本土、中华与世界兼具的多元文化观，注重美的普世性，本乎人性，成就人文，不以国家民族之荣耀为限。一年来他积极推动学术研究，举办定期小型研讨会，配合展览推出学术讨论会，如「文学与美术学术讨论会」、「清代档案与台湾史研究讨论会」等，并邀请国内外学者专题演讲。要求展览深入浅出，以收教育之功效，举办「展前说明会」，邀请院内同仁、志工与中小学教师提出看法与建议。 为解决本院长期存在的参观动线混乱、馆外人车杂 等问题，考虑台湾特殊地质条件下的防震设施，强调以科技方法维护文物，以及本院未来更长远的发展，规划「故宫新世纪」建设计划，提报行政院，分为五个子计划，针对展览空间，馆外交通，文物维护及分院之发展设立，勾勒本院二十一世纪发展的蓝图。 “两岸故宫藏品，比起来哪家的多？哪家的精品多？”这是两岸同胞乃至国际社会都不甚清楚而又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可以肯定地说，北京故宫不仅藏品远远多于台北故宫，而且总体上精品也多于台北故宫。在比较前，我想首先说明三个情况： 一是，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前，逊帝溥仪将1200余件书画精品、古籍善本和大量珍宝盗运出宫。新中国成立后，其中相当部分重新回到了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如《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五牛图》、《伯远帖》、《中秋帖》等。 二是，1933年故宫南迁文物共13491箱，部分文物南迁后，北平故宫本院所留文物相当多，也有不少珍品，沦陷期间还在继续清点未曾登记的文物，并征集了一批珍贵文物。南京政府曾下令马衡院长选择留平文物菁华装箱，分批空运南京，马院长虽将珍品编目造册报南京，但以各种理由推延装箱，后来一箱也未运走。南迁文物后来运台2972箱，占南迁箱件数的22%，当然多是精品。其实留下的78%精品也相当多。国民党向台湾运文物，因战争形势突变只运了三次，第三次拟搬运1700箱，由于运输舰舱位余地有限，加之仅有24小时装船时间，结果只运出972箱，另728箱也留在了内地。 三是，两岸故宫文物藏品构成上稍有不同。运台故宫文物约60万件，其中清宫档案文献38万件册，善本书籍近16万册，器物书画5万余件；加上抵台后征集的文物，总计65万余件。北京故宫原有明清档案800万件，善本特藏50多万册（件、块），器物书画100万件，总计达960万件。1980年明清档案划出，成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又将包括部分宋元版书在内的14万册宫廷藏书拨交国家图书馆及一些省市和大学图书馆。现北京故宫有藏品150余万件，其中1949年后征集24万多件，80%以上仍为清宫旧藏。 我们再从几大项文物来具体比较： 一、书画收藏。台北故宫藏有书画总计9120件，据介绍其中一半为优等和次等，元以前绘画574件（不包括南薰殿宋以前帝后像），元以前书法155件。北京故宫有书画15万件左右，约占世界公立博物馆所藏中国古代书画的1/4，其中约1/3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欣赏价值，有近420件元以前的绘画，310件元以前的书法。元以前书画总收藏量，数量上北京故宫低于台北故宫。但相对严格的鉴定工作，使得北京故宫早期（元以前）书画中，很少有早期和晚期（明清）之争。在绘画的时代方面，北京故宫的早期藏品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绘画面貌，特别是东晋顾恺之的两件北宋摹本《列女图》卷和《洛神赋图》卷真实地反映了汉魏六朝时期的绘画风格。就唐、五代、两宋绘画而言，台北故宫在数量上较北京故宫要多，但北京故宫元代绘画众多的收藏量和完善的品质堪称世界之冠。就宋代绘画而言，台北故宫的山水画珍品多于北京故宫，但北京故宫的人物画珍品则占有重要地位。北京故宫绘画藏品种类较全面，除卷轴画外，还藏有版画、年画、清宫油画、玻璃画、屏风画、贴落等，这些是台北故宫所缺乏和不足的。此外北京故宫还有10件唐宋壁画、7件唐五代敦煌纸绢画、1铺元代大幅壁画等。北京故宫庋藏的明清大幅宫廷书画也是台北故宫所缺少的，因为这些在文物南迁时有一定运输难度。由于台北故宫主要接收的是清宫旧藏历代书画，而18、19世纪的“扬州八怪”、“京江画派”、清初的“金陵诸家”、“四僧”等许多流派的绘画和书法为清宫所缺，如今已是国之重宝。北京故宫于上世纪60年代初已将上述几个时期书画收藏齐备。在书法方面，台北故宫的收藏量和品质不如北京故宫。北京故宫有4万多通明清尺牍，其中蕴含着巨大的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远胜台北故宫在这方面的收藏。在碑帖方面，北京故宫的碑帖善本占全国大多数。目前尚没有见到文物南迁中有关碑帖的记录。 二、陶瓷类文物。北京故宫有35万件，一级品1100多件，二级品约5.6万件，还有上世纪以来在全国110多个窑口所采集的3万余片陶瓷标本。台北故宫有25248件清宫旧藏瓷器，宋代五大名窑瓷器及明代官窑瓷器收藏均占优势，着名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绝大多数都藏在台北故宫。但北京故宫的收藏数量是台北故宫无法比拟的，特别是在新石器时代彩陶、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瓷器、清代嘉庆至宣统官窑瓷器、历代民窑瓷器以及古陶瓷窑址标本、实物资料收藏方面，北京故宫均占有明显优势。北京故宫在历代官窑瓷器收藏方面，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也都相当可观，不容忽视。在古陶瓷收藏方面，两岸故宫各有千秋。 三、青铜器方面。北京故宫藏历代铜器1.5万余件，其中先秦青铜器约1万件，有铭文的1600余件，这三个数量均占中外传世与出土数量总和的1/10以上，是国内外收藏中国青铜器数量最多的博物馆。另外有历代货币1万余枚、铜镜4000面、印押1万余件。台北故宫收藏有5615件青铜器，先秦有铭文的约500件。两岸故宫青铜器都以传世品为主，台北故宫藏品的总量和精品数量都较少，但毛公鼎、散氏盘、宗周钟等重器则十分有名。 四、工艺类藏品方面。北京故宫藏有玉器28461件，数量上多于台北故宫的11445件，而且又征集了考古发掘出土的珍贵玉器数百件，其中安徽凌家滩遗址与六安杨公乡战国墓出土的一些玉器，为世所罕见，目前仅北京故宫有收藏。另外，北京故宫的“大禹治水”玉山，重逾万斤，还有重量数千斤的几件玉山，是台北故宫所不能及的。漆器、珐琅、玻璃、金银器、竹木牙角雕刻，以及笔墨纸砚等“杂项”，台北故宫总计7605件，北京故宫则有101355件。漆器总体上台北故宫精品较少；金属珐琅器，两岸所藏特点相近，但北京故宫的一些大型金属珐琅制品则是台北故宫所没有的；从台北故宫出版的有关如意、文玩等出版物所选文物看，其工艺水平明显逊于北京故宫藏品。另外，北京故宫还藏盆景1442件，匏器590件，而台北故宫无此收藏。 五、宫廷类文物收藏。北京故宫具极大优势，从代表皇权的典制文物到皇家日常生活用品文物，无所不藏。例如清代玉玺“二十五宝”、卤簿仪仗等为台北故宫所无，帝后冠服也最为齐全；反映清代科技发展水平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天文仪器、钟表亦为北京故宫特藏。清代皇帝稽古右文，重视文玩鉴赏，其鉴赏所用的印章，绝大部分藏在北京故宫。清代皇家信仰多种宗教，以本民族传统的萨满教、道教与藏传佛教为主。北京故宫收藏有大量萨满教与藏传佛教的法器、祭器、造像、唐卡等，还完整地保存了宫廷中一些藏传佛教及道教殿堂的原状。 六、图书典籍方面。台北故宫所藏版本时代早（宋、元、明版较多）、卷帙完整、书品好者居多，如文渊阁《四库全书》、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宛委别藏》及部分“天禄琳琅”藏书等，多是独有的巨帙或孤善之品，相当珍贵。北京故宫所存数量不多的宋元版书多已拨交国家图书馆，但现存的明清抄、刻本，品种、数量众多，包括内府修书各馆在编纂过程中产生的稿本，呈请皇帝御览、待刻之书的定本，从未发刻的清代满、蒙、汉文典籍，为便于皇帝阅览或携带而重抄的各式书册，以及为宫内外殿堂陈设而特制的各种赏玩性书册。此外还有翰林学士、词臣自撰的未刊行书籍，各地藏书家进呈之书；一大批宫中戏本和档案；帝后服饰和器物小样、“样式雷”建筑图样、舆图等特藏文献，等等，以上共约19.5万册（件）。另有20余万块精美的武英殿“殿本”的原刻书版。这些构成了北京故宫善本特藏的特色。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藏品，除了所存旧藏外，有近1/5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央政府的直接领导和各省市积极支持下征集、购买的散佚清宫文物及社会各界人士的捐赠。解放初期，国家就毅然花50多万港币从香港买回着名的“三希”中的两希——《伯远帖》和《中秋帖》。当时台湾也想买，但经费没有落实，他们至今引为憾事。迄今为止，先后有600多人向北京故宫捐献文物。毛主席三次将友人送自己的文物转送故宫保存。张伯驹、朱翼庵、孙瀛洲等人的无私捐赠，彪炳千秋。新征集的文物，许多在价值上比清宫旧藏毫不逊色。这使故宫很快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历代文化艺术的巨大宝库，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中华文明的象征。 由于多种原因，许多人对北京故宫文物藏品状况不很清楚，有人以为好东西都到了台湾，有的甚至说：“台北有文物没有故宫，北京有故宫没有文物”，这显然是误解。当然，文物自有其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是不可以互相替代的。两岸故宫的收藏本来就是一个整体，有着很强的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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